张汉亚：彻底摆脱审批制有利于改进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更多的是用微观干预的手段，造成的不良后果很可能在2004年年底到2005年就会显现。通过投资体制改革，不再使用微观干预手段，对于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20多个省缺电，而经济大省山东缺不缺电，据我所知，原因在于前两年山东建了很多电厂，都是企业直接对口的，当时还受到国家计委的批评。另外，1989年的时候，都是在砍项目，山东第一天汇报说砍了50％的项目，第二天又对本省企业说只要项目有效益，可以继续建设。1993年以后，山东的经济很快就上去了，这是对审批制的一种讽刺。
政府投资的边界
《21世纪》：新方案在明确了企业投资自主权的同时，也提出了政府行为的边界，“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如何完善这种政府投资体制呢？
王大用：政府投资，事权与财权要统一，财权与责任要统一。公共设施本身的改善，是投资环境改善的一个基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但按我们现在《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发债是不合法的。我们的政策是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筹资，地方政府用中央政府借的钱投资建设。项目完成了，是我这任市长的业绩，改善的是本地的投资环境，增加的是本地的税收，以及本市长头顶上的光环，承担偿还责任的却是国家财政。这还是“花别人的钱，谋自己的利 ，还是计划经济的投资模式，浪费资源难免，产生各种恶劣的副作用也难免。所以，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明确，要确定政府负债的上限，负债全部透明化，当地的人大审批的时候，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进行限制。
郭励弘：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给地方政府事权，而是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认为，发改委有条件做这件事，把现在的银行坏账分解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国资委，评价出各个国有投资主体的资信。有了资信，地方政府可以贷款担保，可以发地方政府债券。
王大用：另外，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运营模式，一种新兴模式是PPP（PrivatePublicParticipation），即公共民营合作制，地方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招标，由中标企业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通过签订特许合同，由中标公司负责筹备、建设和经营，可以有合资经营、纯民营、BOT、TOT等许多具体模式。
郭励弘：富裕地区可以把这些基础设施都市场化，有一个收费机制就行了。比如说垃圾处理，只要有收费机制，就可以民营化。但是贫穷的地方，只能由政府来干，当然还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到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市场能接手一些项目了，政府就可以更多地解脱，这是沿海和内地的不同。
《21世纪》：新方案中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 ，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在大量的实际利益面前，如何防止其中腐败的滋生呢？
张汉亚：代建制关键在于招投标，为防止招投标腐败，就要公开、公正、透明，需要社会监督，就是让媒体、公众和所有参加招标的单位共同监督，提高全过程的透明度。我国的交通、水利、公用事业、粮库建设等领域，都有大量的招投标腐败问题，如果彻查，估计每年可以找回五六千亿投资资金。
张三力：代建制要有行业标准，这个行业应该有一个资质体系，有一个准入机制，有监督和评价，并建立资质档案。这样，也就少了很多腐败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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