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约束问题，美国银行业也有如何约束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麻烦，而且丑闻不断，但没有丑闻才是最大的丑闻。其银行风险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个人权和责的统一。如果领导真是没有尽到所在岗位的责任，并不是由团队分摊责任，这肯定不行，集体负责就是真出了事情没有人负责。责任要非常清晰地化解到个人，不管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过失必须由相应的个人支付代价。
我们现在对银行高管人员的纵容或者说约束不足，总是银行出问题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但是历史是由过去到现在不断的延续。到我们2008年看2004年的时候，我们认为2004年是历史问题。还有就是说体制问题，任何人都生存在体制下面，很多问题可以归结到体制问题？
中国银行家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违法乱纪的行为，由司法部门更强力地直接介入，用国法而不是滥用家规，我觉得是有希望的。1980年代美国处理储贷协会危机的时候，前后有200多银行家进监狱。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的，也有不少银行家和企业家进监狱。所以我希望在中国，银行业糟糕的状况和银行高管进监狱的频率一致起来，银行业好转的状况也该反映在银行高管能获得更高的薪酬一致起来，借口体制，借口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夏斌：我在这方面曾建议过，处理人要有公示制度，不能处理天津金融系统的人，黑龙江金融系统不知道，处理海南金融系统的人，新疆金融系统的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有了公示制度，能让问题的处理确确实实在全国金融系统起到威慑作用。
银行治理结构能否改善
《21世纪》：以上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核心都涉及治理结构，那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改变呢？在中行股份中，汇金公司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海外战略投资者引进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夏斌：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股东负责任的态度，不用我们担心，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关键上还是治理结构，负责任的股东能起多大的作用？健全治理结构，一定要树立起董事会、股东是老板的概念，行长绝对是打工的。在解决中行进一步迎接挑战问题上面，关键是要把董事会结构搞好，就是说把董事会的作用真正发挥。
我有几条建议，第一，董事会的议事要有相当的精力，一个季度开一次会够不够？想解决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中的问题，可能是不可能的。何况刚刚转到股份制，在转轨初期董事会要多花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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