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兴起，除了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另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学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训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本论》实际也是一种形式的制度经济学，不过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微观分析基础，和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那时候，研究制度经济学有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难怪现在很多年轻的学者觉得那个时代是无法超越的，关键在于现在年轻的学者很多面对的都是西方的问题。
盛洪：1990年代初相对来讲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快，学者做学问都比较稳、比较踏实。1990年代中后期，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学术研究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问题意识也没有那么强了。我写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文，对这个过程有详细的梳理。
张曙光：对制度经济学，中国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加上中国又是制度经济学一个很好的实验场，使得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21世纪》：对于中国问题的介入，制度经济学采取的是哪种方式呢？
张军：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之后，大家开始更加实证地看问题，更多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不仅是主义问题。与新的研究相伴生，产生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双轨价格、体制外、体制内等等，形成了一批很宝贵的理论成果。
盛洪：那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是最大的问题。那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大多投身于这样的改革，思考这样的改革，想为改革提出建议。恰恰是借助制度经济学的传入，尤其是用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改革过程本身进行分析，就出现了“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这一分支。
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贯穿整个1980年代；第二个阶段始于1990年。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在第二阶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发表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论文。
在19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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