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查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将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一九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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