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泰出马质疑牡丹卡（2）

在这份办理报告中，交管局首先否认了交警罚款指标的传言。交管局说，2004年，市政府划拨交管局的行政办公经费多达几亿元，市政府对交通管理和交管局办公财政支出大大高于全市交通违法罚款数额，“我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靠罚款来添装备、搞建设”。交管局从未向一线交警下达过罚款指标，交警的工资也与罚款多少无关。此外交管局还透露，2004年全市的交通违法处罚金额近5亿元（这是由于2004年新“交法”实施后对交通违法行为处罚额度提高而形成的，此前年均罚款总额在15亿至18亿元之间）。

对刘委员提出的“减少执法成本，加强非现场执法”等建议，交管局是这样回复的：由于交通违法的形式多种多样并具有即时性，非现场执法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交警坚持路面执法是必要的。同时，局里明确要求，不允许交警采取“挖坑”、“设陷阱”等方式来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发现执法偏差要及时纠正并作出相应处理。

针对牡丹交通卡垄断发行的指责，交管局作了简单的答复：“我局也一直考虑委托多家银行代收交通罚款，但由于IC卡密钥、交款核对等技术因素的制约，目前还没有实现。”

交管局把提案交复后，需要提案人对此签字认可，但刘永泰却难以下笔。交管局的同志主动提出，愿意登门征求刘委员的意见，时间定在3月25日，星期五。

3月24日，刘委员给我打电话，告诉了这一消息，并希望届时我能到场与警察同志面对面。

3月2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繁忙的日子。首先，3月26日出版的《中国工商报》第一版轮到我编辑，这一工作一般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而3月25日是签字付印日，本该忙一整天。再者，几天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部的姚根林主任给我打电话，说3月25日突尼斯旅游部门要在记协开一个关于突尼斯成为我国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新闻发布会，希望我过去“捧场”。姚主任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我们是两年前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时认识的，当时他是代表团的领队，我们都爱叫他“秘书长”，回国后也常常联系。所以，我原本打算借此机会见见老朋友的。但是，刘委员突然向我发出邀请，我觉得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去跟交管局的同志请教关于牡丹交通卡的事情。

3月25日中午1点，我将报纸编辑出一遍大样后，将余下的工作交代给同事，奔公主坟方向而去。

这十来年，公主坟地区变得是越来越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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