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舆论送温（1）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处于无助的境地。坚持正义的人，即使处于劣势，也只是暂时的。与此同时，还有些同样追求真理的人，也会站在我一边。

我的单位——中国工商报社对我一直是支持的；我所在的部门——新闻部，是我的坚强后盾；部门里的几位同事，刘琳、李国政、乔小尊和孙延峰，也是我的“铁哥们”、“铁姐们”。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平台。

我把自己补办牡丹交通卡的遭遇，写成《不是垄断的垄断》一文，首先在本报经济新闻版发表，这是我发出的第一声呐喊；2004年4月15日立案后，我又写了《本报记者状告北京工行》一文，同样由乔小尊编发；一审开庭审理后，我写出新闻报道《法庭交锋》并刊出；一审判我败诉后，我仔细分析了一审判决的不当之处，写出分析性文章《“这样的判决难以让人信服”》，刊发在本报第二版；二审判决我胜诉后，一篇标题醒目的消息《喻山澜赢了牡丹交通卡官司》用大字号刊出，而这个标题是本报副总编辑刘峰亲手拟定的……

在《喻山澜赢了牡丹交通卡官司》见报后，在本报的评报栏里，出现了下面一段评论：“本报记者打赢这场历经坎坷的官司，给人诸多启发：一、本报编辑记者的素质和水平是高的，没有素质做基础，就不敢在风口浪尖上打官司并最终赢了这场个人对工行的官司，就是有力的证明。二、本报自始至终支持记者打这场官司，多次在二版发消息提供说话的平台，这表明编辑部的慧眼识事，开放胸怀，赢了这场官司实质上也为本报争了光，扬了名。三、建议就社会上各报的反响再综合一稿刊发，以扩大影响。”

除了本报对我从舆论上进行支持外，一些媒体也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保驾护航”。

5月13日一审开庭审理当天，《北京晚报》记者杨昌平就发出了消息，第二天，《北京晨报》记者代小琳也以《补张牡丹交通卡要交百元手续费，司机状告工行“不当得利”》作了报道。代小琳在新闻稿里写道：“喻先生坦言：‘我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我希望工商银行退还从1999年开始收取的所有补卡费，立即停止执行这一补办收费标准，并向有关部门报批补办收费新办法。’”

代小琳的报道说出了我的心声。的确，打这个官司并不主要是为我自己，甚至根本就不是为我自己。我被银行收走的钱也就100元，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关键是有那么大一个驾驶员群体，300多万人啊！为了将补卡人多交的冤枉钱追回来，为了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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