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打头阵媒体掀波澜（3）

这一版文章见报后，万静还跟我说，他们准备在下一期的专刊上继续做文章，就有关问题深入进行分析：喻山澜一个人可以获得退款，其他上万名补卡人怎么办；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为老百姓维权造成了很大麻烦……后来由于工行宣布下调补卡收费标准并向所有补卡人退钱，万静的计划才不得不暂时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类的报纸也开始报道此案，而中国工商银行还曾是《金融时报》的“董事单位”。《金融时报》的标题醒目：《牡丹交通卡败诉京城》。报道中说：“牡丹交通卡只是一张小小的IC卡，丢失后补办牡丹交通卡的司机自然不会很多，说白了也只在银行中间业务中占很小的一部分，或许有关方面并不关心这部分用户的声音。那么真正为用户服务又从何谈起呢？”

《金融时报》的报道大出我的意料，这倒不是因为记者所写稿件有多么出色，主要是因为我的官司在头一年8月提起上诉后，我曾找到《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询问可不可以刊登我上诉的消息。当时人家客气地拒绝了我，原因就是“工商银行是本报董事单位”。

针对北京工行在报纸上公开否认自己存在不当得利的经营行为，《中国城乡金融报》的报道就不当得利的法律含义进行了分析，同时作了总结：“本案带给银行的警示，就是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主动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合规管理水平。”

2月22日，本报也以《喻山澜赢了牡丹交通卡官司》醒目标题报道了我胜诉的消息。本报副总编辑刘峰亲自修改了标题，并在导语里画龙点睛：“此案成为2005年消费者维权第一热点，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一个标志”。

3月3日，北京工行宣布下调补卡收费标准并向所有补卡人退钱，使本案涉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后，媒体报道渐渐少了。但《北京晚报》却另辟蹊径。3月6日，杨昌平开着自己的凯越，跑到我家里，与我作了一番关于公益诉讼的对话。3月9日，《北京晚报》以4个版的篇幅进行追踪报道，紧紧围绕公益诉讼的话题，以我的案例为主体，探讨了现有司法制度的缺失及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问题。报道发出呼吁：“公益诉讼，何时成为维权利剑？”

一篇一篇的新闻报道稿，一浪一浪的新闻冲击波。这些平面媒体的报道让读者了解了事件的经过，使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不公平，而不公平的做法必须得到遏制。

在那些日子里，媒体上还出现了大量针对本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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