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部惊险片,叫《沉默的羔羊》,我在此仅仅是借助这5个汉字的字面意义,来概括一下牡丹交通卡官司中反映出的某种现象。

与媒体持续高涨的热情相比,与此案有关的一些部门及管理机关却表现得异常沉默,它们就像一只只沉默的羔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判决工行返还我6020元不当得利,且北京工行已经开始按此标准向所有补卡人退还多收取的费用,这说明,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工行在补卡时收取高额补卡费的做法有问题。即使从2001年9月28日《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实施之日算起,北京工行违反国家规定收取100元工本费的做法也已持续了约3年半的时间。

面对北京工行的违规经营行为,“涉案”部门应该怎么表态?有关管理部门是否应该拿出一个处罚办法来?我一直在期待着有这方面的消息出现,人们也在等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时至今日,我看到的仍是一只只“沉默的羔羊”。

在我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首先应该站出来表态的是交管局。因为牡丹交通卡是由交管局与北京工行联合推出的,且是指定的惟一银行卡,所以这张卡与普通的银行卡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也有商业属性,可以刷卡购物,或许今后还可以刷卡加油、停车交费,但这些都不是这张卡的本质属性。可以说,交管局是这张卡的“始作俑者”。当法院揭开了牡丹交通卡高额补卡收费的面纱、暴露出工行攫取垄断利润的不良做法时,交管局作为首要的“涉案”单位,完全应该站出来说点什么。特别是有消息说交管局参与收费分成时,交管局本该主动为自己辩解,但实际情况却相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牡丹交通卡存在的问题,我曾通过电子邮件两次与交管部门对话,但对方“王顾左右而言他”;《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亦君在两次报道本案前,都想采访交管局对此事的态度,但每一次都没能成功;《南方周末》记者王小飞从广州赶到北京采访我的案子时,也试图走进交管局的大门,但他同样被拒绝;《金融时报》记者高国华在题为《牡丹交通卡败诉京城》的报道中说:“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新闻中心的有关人员同样以工作繁忙为由,始终不肯接受采访。”《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姚敏也曾试图让交通管理部门来破解谜局,然而,这位已有近十年新闻报道经历的女记者仍然吃了闭门羹。

为什么让交管局说话这么难?交管局在发布一些事故新闻、在谈及加大交管工作力度时,经常主动召开新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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