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维修的蚌埠闸，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拦蓄工程之一。上游王家坝重建结束，新建的更大的拦蓄工程临怀岗即将投入使用。共同组成淮河干流的三大闸坝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安徽蚌埠举行治淮５０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为大会题词：“依法治淮，兴利除害”。
很显然，当过两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并没有完全陶醉在治淮的伟大成就上，并没有因为解决了数千年来历代帝王都没有解决的淮河人民丰衣足食问题而沾沾自喜。他看到了另一面：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作为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人，更看重的是这一面。
上世纪７０年代，淮河流域水患控制骨干工程基本完工，淮河人民，特别是生活在淮河平原上的上亿人（当时淮河流域人口约１.３亿，平原地区人口约１亿），开始感受到世代梦想的“丰衣足食”的滋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阴影正悄悄地逼近。
那时的蚌埠，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工业城市（现在按人口计算为淮南市），淮河水一直是蚌埠赖以生存的水源地。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蚌埠基本上没有地下水可采。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工业经济开始起步，企业数量有限。后经调查，当时全市有４０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天排放污水不到５０吨，蚌埠人马上感受到污染的苦楚。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市机关干部就淮河水污染问题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李先念随即批示，要求化工部、轻工部等解决。１９７５年１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石化部、轻工部、水电部、卫生部，专门派人到安徽蚌埠、淮南和江苏洪泽县等，了解淮河干流污染情况。调查结显示，洪泽湖当时每天接纳来自干流、支流的工业污水、废水６１万吨。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现在淮河流域两三个大型企业的废水排放量。李先念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６日再度批示：“抓住不放，做出成绩，一直到问题解决。”
这是中央领导和高层第一次高度重视淮河水污染问题。在此之前，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办公室，可以作为中国水体污染治理起步的标志。
１９７８年，淮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子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了让自己的劳力变成粮食，创造了“联产承包制”，实质是土地集体所有，使用权及大部分收益权归农民所有，舆论报道称之为“小岗变法”。“小岗变法”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在邓小平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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