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这次采访看到，淮河流域崛起一批新兴城市。１０年前，最多只能称做“集”的信阳、阜阳、周口、漯河等，现在都有大城市的模样，街闾相接，人头攒动。县城或县级市，更是典型的“城市化”过程缩影：一方面，有大城市的广场、道路和灯饰广告、桑拿馆、美容院等；另一方面，主干车道或者花坛上面，全是晃晃悠悠的行人，光膀子，穿拖鞋，扶老携幼。仔细揣摩，还可以认出是刚刚进城的农民。但是，这也是城市，而且这里的市民更习惯于农村式的写意与随便，生活污染治理难度远非长三角、珠三角等有高度工业文明的城市可比。尽管“九五”、“十五”期间对生活污染处理中央、地方都有很大投入，其中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７年，流域治污项目２００个，直接投资１２０亿元。“十五”淮河流域计划建设生活治理项目４８８个，项目总投入达２５５.９亿元之巨。我们在采访中得到的实际情况是：沿淮政府在生活污染治理力度、调控能力与投入等方面非常有限，在生活污水成为淮河最大污染源、比重还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治理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缓慢；已建成的项目因运营成本高、亏空大，加上城市管网不配套，多数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国家环保局２００４年３月中旬的统计，“十五”规划中建设的沿淮城市生活污染处理、污水处理项目，尚未动工的占６４％。其中安徽省２９个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未动工比例高达８６.２％；有的项目即使动工，但竣工之日遥遥无期；有的竣工项目，根本无法运转，“建在那边晒太阳”，甚至还要花上一笔费用去保养设施。这与国务院提出的“十五”期间所有城市必须建立污水处理厂、２００５年５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应达到６０％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政府的职能之一是财力的再分配。公共设施建设是“再分配”投入的重要方面。沿淮工业化、城市化百废待兴，周边地区日新月异的挤压，加上农村地区财力的匮乏，使得生活污染治理项目出现以下几个层次：一、政府财政难保吃饭，根本无钱可投。例如信阳、宿州等；二、在上级政策高压之下，利用国外政府赠款、国外政府贷款和相关资金、国家拨付的资金、国债资金等建起了生活污染处理设施，但管网配套不力，运营因“出钱不讨自己好”，积极性不高，设施处于半“晒太阳”状态。如阜阳、蚌埠和县级界首市等；三、有财力但并不愿意首先投放在为下游造福的环保项目上。典型的是“一河污水向东流”的郑州，路宽楼高的周口等；四、既无意识，也无财力，政府暂时难以顾及的地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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