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日林行止专栏刊出了《各有所司，通力合作》一文。文章中林行止先生关于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高论，读后显然令人人深省，但也失之偏颇，不得不在此向林先生请教。林文表示，任志刚“不理会香港人的死活，不理会香港经济的盛衰，七点八是他工作的单一目标”，并由此成为任志刚“向北京效忠的最佳手段……由于汇率固定，等于国内资产可通过香港股市化腐朽为神奇地变成外汇，具有这种可以协助国内经改的汇率机制，香港能够享受有‘五十年不变’的一项要素”，总之，“维持七点八兑一美元，虽对民生不利，却政治正确，这点经济代价香港人要承受”。现在，笔者要问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就一定是香港经济不振的万恶之源吗？目前港元汇率高估了吗？在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交易一方永远获利，另一方永远受损，何以可能？
一般来说，汇率是国家多元化货币间互相兑换的价格，汇率制度则是这种价格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自由的汇率制度就是整个汇率制度集合中的两个极端。至于哪国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当然是根据该国的约束条件而定，并非个人想当然而成。特别是从国际金融学的观点来看，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如何选择汇率制度都得面对“三元悖论”(trilemma)。这里所谓的“三元悖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经典性论述，它是指，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3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例如，在1944～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的流动性却受到严格限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的流动性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性不复存在。目前的香港则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则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这就表明，任何汇率制度的选择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到底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当然在于该地的约束条件。同样，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虽然有稳定汇率的好处，但它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失去了调节本港经济货币政策的自立权，而且由于汇率本身的不可调节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香港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一旦有投机者狙击港元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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