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理论认为，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则进入了第二次性革命时期。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人的性活动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存在着大量的性交和乱交，而第二次性革命的突出特点则是拒绝乱交，注重保持热情和兴趣，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关系上，放在一对一的关系上。虐恋就是第二次性革命的产物和突出代表。第二次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艾滋病的发现和流行。
为虐恋做过大量辩护的罗宾（GayleRubi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关于性少数派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观点。她对性持有同福柯一样的看法，认为像性别一样，性也是政治。性被安置在权力体系中，政府及各种社会机制把性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些机制除了政府，还有法律、警察、教会和教育机制。
罗宾将社会中的性现象描述为一座金字塔，被压在这个性金字塔的最底层的性行为包括：异性癖（transsexuals）、异装癖（traes）、恋物癖（fetishists）、虐恋癖（sadomasochists）和性工作者（sexworkers），如娼妓、跳脱衣舞者和色情影视摄影作品模特。一般被列为性变态的行为还有：露阴癖（exhibitionism），观淫癖（voyeurism），恋童癖（pedophilia）等。（Rubin，inVance，279-280）
在第二次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别和性少数派，例如：配偶交换（swingingcouples），分男女角色的女同性恋者，虐恋男同性恋者（SMgays），皮装女同性恋者（leatherdykes），女装男同性恋者等等。这些性少数派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制、受歧视的地位，因此成为第二次性革命的主力。这次性革命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性生活有多种形式，把任何形式视为变态都是荒谬的，它们最多只能被称为“少数派行为”。
虐恋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表现为它的创新性和实验性。当福柯被问到对当今世界“变态活动的泛滥”（主要指虐恋、黄金浴等）的看法时，福柯说：“我要说，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普及的实践。我要提出下列假设：有这样一种文明，在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认为两人关系决定于一方是否降服于另一方，所有的兴趣和好奇，所有的心机和手段都是为了征服别人，和他们上床。而现在，性机遇变得极为容易和丰富，就像当代的同性恋那样，更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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