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大学,寻找我的足球靴钉子在开裂的大门外的黑色泥地里留下的脚印,或调查我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头巾留下的影子;但我知道,当我走过这些令人敬仰的墙壁时,我比游客更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弥尔顿、马弗尔和马洛。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回忆,讲诉》1951年

唐宁学院有只猫儿,名叫皮克维克。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那只猫名叫斯特拉,取名于菲利普·悉尼男爵1591年写给斯特拉的情诗。在彭布罗克学院,我迎面见到托马西娜,这是托马斯·格雷为那只发出呼呼声的猫儿竖立的纪念碑。托马斯·格雷于18世纪生活在这里,为一只淹死在金鱼池里的猫写下了那首感人肺腑的颂歌。托马西娜的接班者也有一个透着文学气息的名字—基特是克利斯托弗·斯马特的猫儿的名字缩写,斯马特是格雷在学院里最大的对手,死于精神错乱,他也没忘给我们留下一首颂歌赞美他的猫儿若弗利,描写是那样富有诗意,彭布罗克学院的现任院长仍然将他的咖啡色的缅甸猫儿叫做若弗利。

在剑桥大学,我们聊天时稍一跑题就会谈到了文学。它无处不在,从弥尔顿的桑树到拜伦的游泳池,在三一学院图书馆的手稿橱里,在格兰切斯特城外的茶道仪式里,在鲁珀特·布鲁克的水果园里。1951年,剑桥的戴顿·贝尔书店的一则广告又回到了传统的惯用语:“总的来说,今天的剑桥诗人就是明天牛津标准的作家。”

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克利斯托弗·马洛,英国浪漫派三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欣20世纪文学界的爱情悲剧也开始于剑桥大学,在1956年的一场晚会上,特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特在剑桥大学首次相遇。

牛津大学毕业生伊夫斯·沃说,剑桥大学出好作家,牛津大学出好作品,他的《重访布赖兹海德》所受到的欢迎甚过任何一部剑桥小说,虽然剑桥大学在文学作品的划船比赛中要比牛津大学长上几书橱。强调风格的差异而非共性,这也属于两位对手在学识上的竞争。彼得·阿克罗伊德写道,沼泽地的严寒气候,数百年的与世隔绝,在剑桥形成了比快乐的、都市化的牛津“更严肃的道德性”。长期以来,这种气氛主要是增强了抒情诗的细腻而非小说的轻佻。阿克罗伊德本身是剑桥人(和小说家),他还补充说,从卡洛尔·刘易斯到《查理的姨妈》,牛津的气候显然更适宜于无稽之谈、富于幻想的荒谬游戏。在深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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