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理想与理性的合一(2)

采访者：更高一层次？

郭凡生：高一层次！第二，道德有两种，一种是必须，是你被迫不得不这样做。被迫去做的人是把道德作为一个底线；另外一种道德是一种追求，成功的企业家最后追求的并不是钱，而是变成对道德、文化以及成就的追求，是一种较高的升华。

所谓最成功的管理，不是制度管理，是道德管理。但是又不能没有制度，制度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制度的表率。

没有一个道德界限，管理是不行的。处罚人是为了呼唤道德的出现，不是为了显示你的威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违反道德的事不是一件好事，逐渐地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大家都不违反了，这种制度就没有了。当制度变成“没有制度”，这种“没有制度”的管理就是最好的。所以，道德管理是管理的极致。

采访者：你觉得这十几年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凡生：遗憾当然很多了。每个人都有理想，你的理想不可能都实现。去年（200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的时候，七七级、七八级学生都回去了，我们毕业二十年了。当年走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功了。我们这么多人中，有当领导的，也有很多人成了企业家，跟当年比，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在一起去谈未曾实现的理想是什么了。但是，人们还会记住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人走向小康，他们有共同的名字，就是人大七七、七八这两级毕业生。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一茬儿人已经做到的。

采访者：现在在企业家这个职业生涯中，我觉得你还是在做一些研究，还是没有离开以前学者的思维惯式。

郭凡生：经济学方面的学者和企业家的身份是可以兼顾的。我的计划是，到五十岁，或者是五十二岁，如果我能退出来，我将再回去做学者。我有七年的学者生涯，在那期间我做的研究，大家都承认做得很好。这十五年的企业我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再去做学问很重要。中国缺慧聪，但是像慧聪这样的公司，我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中国最缺少的是怎样把企业都做成拥有慧聪这种思想和理论的公司。如果谈到个人的成就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你对中国传媒业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郭凡生：中国传媒正经历着从不开放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的传媒一定要开放，而现在不开放也是合理的，是由中国的国情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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