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正规的学历背景,而77级学生还没有毕业。我是1982年正式办理转业手续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采访者:请谈谈你对《中国青年报》的感受。

杨浪:我对《中国青年报》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青年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影响一大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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