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22日，我和潘文杰同志乘苏航班机离开北京，途经莫斯科和布拉格去古巴工作。那时我国同欧美国家还未通航，只能经莫斯科绕道前往。这对我来说倒是个额外收获。20世纪50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回国，至今已九年多了。这期间，国际风云剧变，令人始料不及。我多么想看一看学习和生活了五年的莫斯科的变化啊！
我们到达莫斯科机场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多钟。从空中看，莫斯科高楼林立灯火通明，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飞机落地前空姐报告说，地面温度是-20℃。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过去在这里已经经受了-40℃的考验。我们下了飞机，出了海关，就看见迎接我们的驻苏使馆的同志。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从北京出发前有关领导就交代我们，到苏联要注意安全。果然不错，我们一下飞机，就被克格勃人员盯上了，他们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把我们"送到"使馆。使馆同志幽默地说，他们对中国人特别"照顾"，你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有时两辆车"保护"我们一辆车。使馆门口日夜停着几辆克格勃的车子，凡是有人出大门，他们就跟着。使馆迎送组的同志和他们都认识了，有时互相还打招呼，心照不宣。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过去的头号朋友--苏联老大哥，如今成了头号敌人。我记得去苏联留学前，国内领导一再交代要虚心向苏联同志学习，搞好团结，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确实，在苏联几年期间同苏联人相处得很好。我们真心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们也把我们当作好朋友，从各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初到苏联时，学校就给我们每个人派一个苏联同学帮我们学俄文和联系解决遇到的困难。老师也对我们给予特别的照顾，每当我们学习有了进步，就当众表扬，特别表扬中国人刻苦学习的精神。学校还派了一名政工干部作为联络员,同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保持联系，有时还参加我们的党组织生活会议，听取意见；苏联党员开支部大会时，也邀请中国留学生党员列席；真好像一家人似的。
寒暑假，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旅游胜地休息，苏联同学有时也邀请我们到其家中做客。我和佟庆才（社科院情报所研究员）、李文祥（已故，被外交部命名为优秀外交战士）同志在度假期间，认识了莫斯科的叫瓦洛嘉的一家人，互相交了朋友。后来每逢节假日，他们都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或到其别墅度周末。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和李文祥在高尔基大街散步时，一对老年夫妇把我们拦住，问我们是否中国人。当得知我们是中国留学生时，便高兴地自我介绍说，他们叫佩德罗和舒拉，曾在中国哈尔滨工作多年，很怀念中国，坚持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舒拉老大娘亲自下厨房做几道俄罗斯菜招待我们，我特别爱吃她做的甜食。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他们没有子女，舒拉一定要认我们做干儿子。后来我们就称她为"舒拉妈妈"。像这种友好事例很多，中国人在苏联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款待。
这次经过莫斯科，本应去拜访一下过去朝夕相处的苏联老师和同学，看望一下待我们如亲人般的瓦洛嘉和舒拉这样的好朋友。但使馆考虑到中苏关系的现状和保证过往人员的安全（曾发生过几次中国人被绑架事件），规定无特殊理由不允许外出，只能在使馆休息。
我们被"关"在使馆两天，实在闷得慌。我想去看望苏联朋友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又是外交官就更不能随便同苏联人接触了，我也不想找这个麻烦，同时对苏联朋友来说也不方便,但去看看市容还是可以的吧！在说明情况和想法以后，使馆终于同意派人开车拉我们去市区转了一下，没有下车，只是走马观花。
我们去了红场。这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每年我们都和苏联人一起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庆祝游行，经过这里接受苏联领导人的检阅。如今，色彩鲜艳的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和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和过去一样美丽宏伟，用黑色和深红色大理石建成的列宁墓和过去一样庄严、肃穆。我曾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到这里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容。但现在只有列宁孤单地躺在墓里，斯大林已被逐出墓穴。在寒冷的风雪中，只有稀少的人群从红场走过，显得十分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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