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孤单 北京(3)

我知道转达室里有电话，但是内部电话，不能拨外线。我不记得是从哪儿听人说过，只要把内线电话的一头拔出来，在两根铜丝上面，别上一个大头针，然后找一个可以接外线的插头，插进去，就能打外线了。于是，我开始主动跟看门的师傅套近乎，主动帮他们看门，让他们有时间出去转转。师傅当然高兴，而我也趁机试了几次，有一次真的拨通了，可一听“嘟”的声音，又心虚起来，怕被人发现，赶紧重新放回去，没敢再做。

越是困难，想家也越强烈。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要想办法给家里打电话，哪怕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好。怎么办？想家的情绪让我有些疯狂，我觉得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挠似的，让你坐立不安。电话，我眼里的目标就是电话，于是，等公司人一上班，我就开始到各个办公室内转，和办公室的人聊天，我最终的目的，是在找能打长途的电话。终于，我发现了一间办公室，不但有电话，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有一个窗户没插销。

那天晚上，办公室的人一离开，我就兴奋地跑出了房间。办公室的窗户特别高，好在我的个头也高，我从外面爬上窗台，推开窗户，再钻进屋里，不敢开灯，只好摸黑找电话，找到电话，就着窗外的月光，给家里拨电话。电话嘟的声音一响，心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听到爸妈的声音后，又不知说什么好。来北京之前，我还曾向我父母豪言壮语了一番，说自己在北京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再回上海。而现在这个样子，哪好意思告诉他们。所以，电话里我总是一个劲地对他们说：我在这儿很好！你们不用担心。可一挂上电话，我就大哭起来。心里那份孤单、无助的滋味，没有机会向人诉说，不得不积压在心里，转化成对家的想念，可千辛万苦地和家人通上了话，又说不出口，还要假装坚强地扛着。那时的我到底还小，扛着扛着就扛出了眼泪。这一哭不得了，竟成了我当时想家的一种发泄方式，每次只要给家里人打完电话，说完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的话，挂上电话，就会趴在办公室的桌上大哭起来。哭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还会一边抽泣一边用纸擦干净脚印再离开办公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星期，公司一直没说有什么戏让我拍，似乎也没把我呆在这里当一回事。我决定要结束这种生活状态，我知道再这么呆下去我非想家想疯了不可。于是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决定回家。为了给公司一个交代（自己毕竟是公司签约演员），我对他们说：“我回上海去看同学的演出。”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就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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