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

埃德温斯洛森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这样写道，“耶鲁不仅仅拥有传统，而且为这些传统感到自豪，宣扬这些传统，利用它们作为增值资产的一部分，以其吸引学生，借助传统承担许多教学工作和几乎所有维持纪律的职责。”乔治皮尔逊机灵地补充道，“即使是陌生人也不得不承认耶鲁的卫道士所作的工作不仅仅是堆砌了一些无害和充门面的风俗习惯。耶鲁的传统曾经得到制约。它们的力量曾经帮助人们管理这样一个日益复杂且巨大的学院体系。”

从最初的那些年开始，耶鲁就有按照社会地位而不是学业成绩给一个班的学生排名的做法。（哈佛也曾经以这种方式给学生排名。）那些排名在班级最前面的学生有“身居要职”的父辈，例如做总督的爷爷或者担任副总督、总督助手或校董的父亲。偶尔的，高等法院法官和其他有名望公民的儿子也可以排名靠前。接下来就是牧师和校友（按照毕业时间排序）的儿子，然后依次为农民、商人、水手和工匠的儿子。（据说有一年，一位鞋匠的儿子排在了前面，因为他说自己的父亲“坐在法官席上”（英文中也有“坐在长椅上”的含义，此处双关，不可译——译者注）。）这种最初的排名甚至在学生抵达学校前就已经分配好了，在整个大学阶段，这个排名将决定大部分学生的地位：他们在课堂、教堂、公共食堂和毕业典礼上的座位，以及他们在毕业成绩表和毕业生目录中的排名。

这种排名办法令人吃惊之处并在于它强调了一种等级制度式的社会划分方式——实际上，等级制度在殖民地价值体系中并不罕见——而在于这种排名几乎始终保持一成不变。例如，在1732届的一个班里，分别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四位学生从大一第二个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始终保持自己的排名不变，而排在前十位的学生也依然在前十位。1730届的一个班甚至从大二开始就根本没有改动过学生的排名顺序。在重新评估过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学生的学术潜能和他们家族与耶鲁的关系后，排名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调整。对于那些行为不当的学生，校方威胁要“降级”，即降低排名，因为不当的行为表明学生已经玷污了最初决定其排名的家族的名誉。1752年，一位大三学生从排名第六被贬至第九的位置，理由是他攻击了一名大四学生。如果他袭击的是，比如说，一名大一新生，他的排名可能不会下降得这么快。

事实上，曾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耶鲁的大学生活一直受到严格的等级次序控制和操纵。校方不仅允许大二学生“修理”或戏弄大一的新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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