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直用二分法的思维，把中国人的社会，归入人治，而把西方社会视为法治。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不能切合实际，而且容易陷入一己之偏见，极为不可取。
世界上不可能出现完全的法治，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也不可能呈现百分之百的人治，因为再独裁的领导者，都懂得利用法律来掩护自己的无法无天。
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法治大于人治，便是人治大于法治。我们也不否认，一直到现在为止，西方仍然法治大于人治，而东方则依然人治大于法治。
西方观念，人是人而神是神，人不能变神。神超越人，可以颁布戒律，要求人遵照实行。人实践得再好，也不过成为圣者，不可能变成神。这是西方人无可奈何的命运，终生必须奉行神的意旨，遵照戒律。
中国人的神，可以说大多数都是由人变成的。人死为鬼（归去的意思），鬼如果很懒散，缺乏服务的热诚，就成为懒鬼，当然不能变神。若是富有服务的热忱，久而久之，就变成神。人可以变神，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所在。同时，由于神是人变成的，原本为人，曾经和一般人一样，犯过若干错误，所以不好意思向人颁布戒律，以免遭人反质：“难道你在未成为神之前，也遵守这些戒律吗？”
神既然不敢颁布戒律，便只好以服务来作为典范。让人顶礼、膜拜之余，决心要仿效神的慈悲救人。
西方人模仿神对人颁布戒律的精神，用“法律”来约束其他的人（如图８）。西方文化源自希腊，而最早形成体系的，为希腊神话。某些“超人”、“半神半人”、以及“人面狮身”的人，使得西方的人际关系，以英雄崇拜和权力追求为重心，产生了“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的管理方式。
奴隶没有自由，被当做“物”看待，有用才有存在的价值，一旦没有用，就可以牵到市场去卖掉。西方管理，迄今强调人的有用性、有效性，否则就应该开革掉。殖民政策使战败国的百姓成为战胜国的奴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一切都由殖民地的主人代为决定。现代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海外并购，实际上也是延续这种殖民地精神，希望以强大经济力量迫使他国打开贸易壁垒，企图控制其人力、技术、资源及市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是“自然的”。这种“人为的”关系，主要是透过契约而完成。法治是保障契约的最佳借口，所以受到宣扬和重视。
中国人仿效神对人不言而教，以实际行动作为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精神，用“感应”来影响其他的人。我国文化源自易经，周易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思想渊源。易经披上神秘的外衣，只是“借宗教的力量来弥补道德的不足”，实际上仍以“明象位、重德业”为主，教人先正己而后正人，先修己然后才谈到安人。孔子不主张怪力乱神，却依然断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见“在天命所归的范围内努力奋斗”，同时“以道德良心来抉择决策”，使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顺天应人和敦亲睦邻为重心，产生了“敬畏天命”和“近悦远来”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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