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山脚下，司机在车里看书，汪书记就和古长书顺着小路往上走。山大路小，比较荒凉，没有树木，只有一些并不茂盛的杂草，一些怪石从杂草中露出脸来，特别显眼。汪书记说：“长书，你起草的报告提纲我看了，有锐气。你所分析的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
古长书说：“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愿开会，不愿听领导讲话？因为都是老调子，都是好听的话，这些话遍布全国都适用。要治理好一个地方，必须根据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扎实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讲成绩，讲问题，都要把话说到位。别说不痛不痒的话。”
古长书发现自己话多了，不敢多说了，打住了。本来，古长书以为汪书记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提纲的，却没想到把话题扯远了。汪书记说：“你往下说，我在听。”
古长书说：“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常常说的那两个老问题：一是农民问题，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尽快脱贫致富。二是市民问题，下岗的太多，再就业是关键。先说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十多年来，年年中央和地方都要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我们一个市大约有三个多亿，前些年抓项目，重点扶持。可那么多钱撒下去，许多资金都不见影子了。有的农户投入了几千上万元，现在照样贫困。你看看，那些山里远天远地，离公路几十里的地方就只有一两家人户，土地又薄，不出粮食。他们信息特别闭塞，有的人就不知道现在总理是谁。这些荒山野岭，本来就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这种地方，继续投钱下去，他们还虽继续穷。这样的农户不在少数。怎么办？”
汪书记说：“你说。”
古长书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都没有彻底解决好。上面钱也给了，物也给了，政策也给了，可就是不管用。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执政水平上出了问题。在扶贫和就业上，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执政策略！”
这太尖锐了。汪书记反问一句：“比如扶贫，你说怎么办？我要具体办法。”
古长书说：“搬迁。用同样的扶贫投入，把他们居住的地方搬迁到公路旁边或附近镇上，重新给他们划分责任田。他们脑子就会慢慢活络了。人搬迁了，也没人在山上砍树当柴烧了。那些地方人迹罕至，就让它退耕还林好了。一举两得。这样的话，搬迁一户是就解决了一户的问题。扶贫资金也能集中使用了。这话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我们扶贫的习惯模式和政策思路。”
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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