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军签下“生死状”

2月25日

当一份“生死契约书”摆在我面前时，作为新华社驻华盛顿的一名记者，我深知它的分量——我可能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美国邀请随美军进入前线采访的中国记者。但为了完成使命，我必须托付我的生命。

最大“受益者”实际是美国军方

美国国防部已经批准我作为美军随军记者，并将我编入部署在海湾的美国第五舰队，采访可能发生的对伊战争。同时国防部发来了长达7页的“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的主体部分名称很长——《免除义务、免除责任、(对政府)保持无害以及放弃起诉的协议书》。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份正式文件上，协议一词“AGREEMENT”竟然拼成了“AGREMEENT”，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国防部对战地记者开放前线后，安排随军采访的烦杂事务令其有些自顾不暇？

在协议书的第一条中，美国国防部强调，挑选媒体雇员前往海湾进行战地报道是一件“互惠互利”的好事，这多少在原则上为这份协议抹上了一层平等的色彩。

其中，战地采访包括“军事行动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全过程。而记者随军采访的方式被冠以“嵌入”之名，其具体解释为：“与美军部队一同居住、行进、进餐、睡觉并在军中进行所有职业和个人活动。”换言之，“嵌入”的记者不能离开军队半步，因为几乎记者各种可能的活动都被列举了。这是协议的最大前提。因此，可以预见，随军记者将只能在美国军方的监控下活动，一举一动都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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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的第三条指出，“媒体组织和媒体雇员知悉并且都认为，嵌入过程将使媒体雇员同样暴露在那些部队的战斗员面临的风险和危险情况下，包括战争极端而不可预测的风险、交战行动、战斗支援行动，以及常见与非常见的军旅危险”。这一条无情的规定，实际上指明了战争是一种“不可抗力”，在战争面前，签约的记者个人生命健康都要面临法律意义上的最高风险，比如说，由于这项条款的存在，记者个人所享受的人身保险以及准备加入的人身保险，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保险公司通常在这种前提下也是完全免除赔付义务的。

协议书本身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美国军方，它对媒体组织和媒体雇员完全自愿、自负风险的要求是最详尽的。它界定记者自愿承担的风险是“军事环境中的所有危险，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极端而不可预测的风险、交战行动和战斗支援行动”。这种“环境”无论给记者人身带来伤亡，还是造成记者的财产损失，记者都放弃对美军追偿的权利。

此外，协议书还规定，由于“嵌入”的安排，记者“在由军用战车、飞机、船只和其他政府交通工具运输人员的过程中”，严重的人员伤亡危险都确实存在。而且，在上述交通工具的“近旁”，也有同样性质的危险……

在详尽的列举后，美军的义务和责任通过这一纸“契约”压缩到了最小限度。无论是记者自己的行为，还是其他有关人员的行为，无论是“政府的设备”，还是“自然环境”带来的损失，媒体组织和记者一概自负。通过协议第四条的条款，美国政府使参加“嵌入”行动的记者放弃任何法律上的主张、要求、行为、物品留置权、个体权利、代位求偿权，或者谋取任何利息、债款、由他人承担责任以及法院判决和支付律师费用等所有对军方不利的事项。

甚至为了避免个别记者占美国政府的便宜，协议还明确规定：没有伤病却接受了相应战地医护待遇的人，事后还“有义务向政府赔偿”。

在炭疽、天花面前踌躇

自“9·１1”以来，炭疽、天花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心腹大患。由于担心随军记者可能跟着美国“沾光”，美国军方建议我们也接种疫苗。

美国人的实用作风是出了名的，这次也不例外。

这份“生死契约”有两个副本，内容都是关于记者自愿承担接种疫苗带来的一切后果、不追究美国政府责任的法律文件。但乍一看，你会以为是美国人搞错了，为什么两份内容一模一样？其实，仔细一看才发现：一份是注射炭疽疫苗，另一份是注射天花疫苗。除了这两个单词拼写不同外，你再也找不到两份文件中还有什么区别。

在美方拟定的协议书中写道：“我明白，我并不非要接种炭疽病疫苗不可。我知道，是否接种炭疽病疫苗完全是自愿的事情，是建立在我对相关好处和风险的个人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我懂得，接种炭疽病疫苗并非是与军队‘混为一体’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不接种炭疽病疫苗，我不会被禁止与军队‘混为一体’。”换言之，只要签署这个协议，就等于承认人家美国人并没有强迫你注射疫苗，完全是你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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