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啊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马屁精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
“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上好的茶加进中药，纯系糟蹋。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作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作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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