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鼓是挂在寺庙前廊里的，像一条鱼也似的木铎，一敲响它，便意味着和尚们该到斋堂里开饭了。宋代范成大《华山寺》诗中，有“魂清骨冷不成眠，彻晓跏趺听粥鼓”句，清代曹寅《夜雨宿玉山寺》诗中，有“茫茫寄眼虫天外，已听云堂粥鼓声”句，与宋代苏轼“潜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这一句，都是文人谈粥鼓的名句。为什么在寺院里喝一顿粥，如此关紧？因为以前的僧寺里，没有晚餐这一说，所以，和尚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烫的稀粥。因此，敲响粥鼓，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了。
食粥可分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者从养生的角度，从营养的角度，从肠胃的消化角度，从身体实际需要的角度，才喝粥的。而被动者，则是从饥饿的角度，从贫穷的角度出发，只有这点米，只能煮成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粥和饭，严格讲来，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为什么要使水的成分增多，对饱尝饥馁之苦的中国人来讲，恐怕主要不是考虑到易于消化，而是因为嘴多米少，要让大家的碗里不空，只有多加水了。所以，粥是中国人的食品，是中国人的发明，自无疑义。关于粥，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定论：“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以此标准，王蒙先生的“坚硬稀粥”，大概是不合格的粥，袁子才先生一定会摇头不迭的。
食粥一事，是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因而，有关粥的文字甚多。
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这就是粥鼓何以牵动人心而入诗的缘故了），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这说明粥的作用，除物质外，尚有精神上的妙不可言之处。
宋代陆游有一首《食粥诗》，更将粥与长生法联系起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其实，这也是陆游的自勉罢了。因为在中国，凡贫困家庭，大都离不开粥。粥总是和粮食匮乏联系着的，一位伟人说过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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