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
《东藏记》是《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至于书中人物在我头脑中活动的时间，就无法算计了。一九八八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问世以后，我全部的精力用于侍奉老父，可是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一九九〇年父亲去世，接着来的是我自己一场重病。记得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写《三松堂断忆》时，还是十分不支。一九九三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一九九五年发表了第一、二章（载《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写了第三、四章。一九九七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从一九九六年起，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这两年写作全凭口授。再加上疾病的袭击，外界的干扰，我几次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但又不能甘心。亲友们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南渡记》，认为不写完太可惜。他们说：“你不能停，写下去是你的责任。”
是的，写下去是我的责任。
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他们中有些长者已经离去。我对他们深怀感谢。我希望，我所酿造的可以对得起花粉，对得起那段历史。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
近年来，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第一读者。堂姐冯钟芸教授曾读过全部《南渡记》原稿，又读了《东藏记》前五章，细心地提出意见。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柳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耐心守候着这部书，这样的编辑不多见了。
记得写《南渡记·后记》时是在严冬，现在正值酷暑。此卷虽完，还有《西征记》、《北归记》，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严冬。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距第六个本命年生辰前二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
